測試的文件

莫扎特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尸骨无存。贝多芬无钱治病导致耳聋，身残志坚、颠沛流离，卖曲为生：一首《月光》就换了2个面包。舒伯特、李斯特也都是靠着达官贵人施舍，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难道，音乐家们都是穷光蛋？大错特错。

 

谬论已经传得太久远了。事实真相如何？我们一起来打开音乐家的钱包。

先说贝多芬。

少年贝多芬被定义为：“早熟的天才，艰苦的童年”。

贝多芬“穷苦悲惨”的形象，首先来源于罗曼罗兰著名的《贝多芬传》。 萧伯纳1927年写的纪念文章《贝多芬百年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罗曼罗兰和萧伯纳两位大文豪都这样描写：路德维希··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小城市波恩。他的母亲是女仆，这是个清贫的家庭。

不可否认，贝多芬出生的家庭是清贫的。但成年之后的贝多芬，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富豪。

1792年，22岁的贝多芬到维也纳继续深造，此后就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维也纳的亲王在随后的十年中给予贝多芬直接的资助，随后，贝多芬获得了每年可以挣600弗洛林的职位。

1804年，贝多芬收了一个16岁的学生——鲁道夫，他可是奥地利的大公爵，皇帝的堂兄弟，自然，授课的费用不菲。

这之后，贝多芬的财富之路豁然开朗：1809年3月1日开始，由鲁道夫安排，贝多芬每年收到的馈赠竟然达到4000弗洛林。此外，贝多芬还有从出版商那儿取得的乐谱出版收益。

贝多芬的年代，100弗罗林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的购力如何？换成今日的购买力又如何？

曾有一位学者爱丽丝·汉森（Alice M.Han－son）比较过贝多芬和舒伯特时代的维也纳货币，并换算成当时的英镑和美元： 1英镑约等于4个奥地利弗罗林。

汉森研究的结果是：当时的中产之家，年入500弗洛林就可以过得相当舒服。贝多芬在1803年的一场音乐会收入1300弗洛林，可以供他舒服两年的。

到1816年，贝多芬颇具财力，在七个国家银行中的存款有7400弗洛林之多。

从贝多芬留下的书信资料中，也可一探其收入的多少。他在给友人兰兹的信中说到他替弟弟“付了1万弗洛林的债务，这样就可以让他生活得安逸些”。

兰兹在1817年6月9日写信给贝多芬，请贝多芬“带去伦敦两首雄伟的交响音乐新作”，以备音乐会中的特殊用途。贝多芬“两首雄伟的交响音乐新作”英国音乐会的出场费是300～400英国金币。按照20场的演出测算，这大约相当于2万英镑。

综合上面的财务记录，1792年，贝多芬年收入600弗洛林起步。1804年，增长到2000弗洛林。1809年，接近5000弗洛林。如果按照演出单场收入2000弗洛林测算，贝多芬1809年之后每年演出歌剧《菲岱里奥》就有可能收入3万弗洛林，年收入轻松超过1万镑。

参照同时代女作家简·奥斯丁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之中颇为可信的描述：一位年入2000镑的人可以体面地维持一个乡绅之家。

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里，班内特先生靠2000镑的收入养活了一个太太、五个女儿。年入10000镑的贝多芬先生，算是绝对的“巨富”之人了。

 

财务自由的贝多芬先生，肆意挥霍、寻花问柳。自1795年起，恣意放纵的贝多芬染上梅毒。病毒侵蚀了他的身体，耳聋由此发生。“贝多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一个女性对自己表示的崇敬，”贝多芬的朋友兰兹写道：这个“花花公子”终身未婚。

 

再看莫扎特。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臆测和想象中，把音乐天才莫扎特的生活描绘得穷困潦倒，认为他四处给伙伴写信以求得资助，天才的生活历经苦难，最后的归宿却是被草草掩埋于一个乞丐集中的坟墓中。

然而，事实情况与人们的想象相距甚远，在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的纪念展览中，展示了莫扎特生命最后的十年中收到的账单和收据，揭开了莫扎特生活表面的穷苦：真实的年收入是普通人的400倍。

公开展出的文件表明，自1780年起，莫扎特年薪就达到1万弗罗林，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以莫扎特这样的收入绝对可以纳入到前5％的高收入人群中！”

策展人奥托·比巴介绍说：“在那个时代， 500弗罗林，便可以维持一份非常舒服的上流社会生活，一个普通劳动者不过就是一年挣到25弗罗林。”

莫扎特通过教授钢琴和开音乐会挣钱，同时，作为皇家宫廷乐师还有额外收入。他拥有私人的台球桌、理发师、专门的马车停车位，在维也纳，他还拥有一套7个房间组成的华丽公寓，紧挨着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

展出的文件还包括一张由莫扎特签出的800弗罗林账单，由其皇家资助人约瑟夫二世支付。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在一封信中夸耀儿子在一场个人音乐会上挣得了1000弗罗林。“这真难以置信。”利奥波德写道。

 

“我们需要把21世纪的人们从莫扎特的浪漫传奇想象中解脱出来，人们以为他是个艺术斗士，事实却是，他确实是个天才，却是个直到生命结束都敛财不止的天才。

他负债累累，原因在于沉湎赌博无法自拔，这个嗜好尚未得到证实，但是有一点充分肯定：就是莫扎特很大部分的钱挥霍到了华丽的衣饰上。

莫扎特总是在日常生活中盛装亮相，他的衣服上总有金线，还镶着珍珠宝石……

 

海顿又如何呢？

1809年去世的海顿，一生积累了大笔财富。

海顿勤俭持家，去世后财产颇丰，仅以他的遗嘱所载：留给弟弟米歇尔和约翰每人就是4000弗罗林，此外他还留下6000弗罗林用于赚取利息。他还给很多熟人留下了馈赠，如女佣安娜有1000弗罗林，他在爱森斯塔特经常照顾的一个叫亚当的盲人都分得了24弗罗林，可见其出手之阔绰。

海顿甚至为自己的葬礼预留了212弗罗林（零头用于安排一场弥撒），在遗嘱中他不厌其烦两次声明一定要“头等葬礼”。

和贝多芬基本同时代的舒伯特，1828年首场音乐会收入320弗罗林，比当时的许多“办公室白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可他不到四个月就花光了。连他的朋友都替他的浪费感到难为情。

至于李斯特，那可以用“超级巨星”来类比。疯狂的女“粉丝”会把珠宝和钞票抛上舞台，李斯特每场的演出相当于开了提款机。

世纪之交最著名的指挥大师、作曲家马勒的收入又怎样呢？

马勒妻子阿尔玛出版的《回忆录及书信集》中提到，1907年马勒六周的客座演出，收入是50000克朗，相当于10000美金，。同期，他只需花费约8美元就可为自己安排5天的专车。注意，是最新款的汽车，不是马车。

不需要更多的堆砌资料了。这些站在富人堆里的音乐家们，鲜见有真正“穷苦”之人。否则就去“引车卖浆、活命为先，”哪有什么作曲的心气和心思？

只可怜我当年幼小的心灵，颇为受伤。

这个片子就当作是疗伤吧。

 

解密时可：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故事，作曲家都很穷？

 

在廖小兵先生的《音乐良知》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文革期间，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为了保护珍贵的交响乐总谱不被红卫兵们付之一炬，也为了让无可回避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作品可以正常的演出，灵机一动把大音乐家们定义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编写《音乐家的故事》作为普及读物小手册广为发行。

设想当时的场景，教授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把欧洲的音乐家们个个打造成“出生低贱、家徒四壁”的穷苦形象，不免滑稽。

实在不能说太穷的，就加上“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来丧子”这类悲情故事；

即便是年少成名、膏火丰厚、花天酒地的莫扎特，也要定义为：“无钱治病，英年早逝”。

于是乎，音乐家们阶级成份被划归为“贫下中农”，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为广大贫苦百姓“鼓与呼”的战歌——贝多芬俨然是服务劳苦大众的”文艺标兵“。

 

再然后，这些故事被洗稿摘编，“混进”小学课本和课外读物，我们就此很无厘头的为贝多芬“悲壮命运”黯然神伤，为莫扎特的“尸骨无存”暗自落泪。

这直接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惯性认为：作曲家都是穷光蛋。

以至于看到报道：音乐家谭盾每年可以挣到几千万的时候，以为是假新闻，完全不相信。

你是不是有这个惯常思维？也许这个误会，就来源于此。